不少企業認為，在海外投資設廠，不僅可以充分利用當地的資源和成本優勢，而且只要符合海外投資地適用的原產地規則，還可使海外工廠生產的產品以當地原產的身份出口到歐美等市場，從而避開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和301措施。但實際情況遠沒有企業的預想樂觀，其中潛藏的反規避風險應予以重點關注。

1、反規避調查發起案件數和肯定裁決數快速提升

2020年，我國出口產品遭受11起反規避調查，增加4起，增幅57.1%；肯定性裁決6起，增加3起，增幅100%，已成為我國企業不可忽視的經營風險（如表1所示）。

2008—2020年，我國出口產品共遭受84起反規避調查，作出終裁54起，裁決率達64.3%；其中，肯定性裁決49起，肯定性裁決高達90.74%。反規避調查的興起與高肯定性裁決率，進一步削弱我國企業應對反傾銷、反補貼和特別關稅措施的能力，并可能對我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產生不利影響，對我國企業融入全球價值鏈產生更嚴重的不利影響：一方面，我國企業在海外投入大量資金建設的項目將無法進行出口銷售，進而面臨停產、廢棄、投資失敗的問題；另一方面，進口商可能被追溯征收高額關稅，甚至被處以巨額罰款，進而導致與進口商關系破裂，甚至失去原有的客戶和市場。

2、發起方由發達經濟體擴展到發展中經濟體，但集中度進一步提升

2020年，對我國出口產品發起的11起反規避調查分別由印度（4起）、土耳其（3起）、歐盟（2起）、美國（1起）和澳大利亞（1起）發起，發起方集中度進一步提高。

2008—2020年，共有8個經濟體對我國出口產品發起84起反規避調查，其中，歐盟以30起居首位，占比達35.7%，美國19起居第二位，占比達22.6%，土耳其以15起居第三位，占比達17.9%，三者合計占比達76.2%；其中，發達經濟體共52起，占比達61.9%，發展中經濟體共32起，占比達38.1%（如表2所示）。

特別提醒企業注意的是，根據美國《1930年關稅法》第781節規定，美國反規避調查另有一套比反傾銷及反補貼調查更為嚴苛、復雜的原產地認定標準——美國商務部在反規避調查中會重點審查生產企業在第三國的投入，包括資金、設備、研發等情況。但在考察中，對于生產企業在第三國的投資、研發情況，設備投入和生產規模，在第三國的生產活動性質、復雜程度及重要性，在第三國進行的加工價值占成品價值的比例是否微小等并沒有一個量化標準，這給調查機關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而實踐也表明，美國商務部的衡量尺度正日趨嚴苛。

3、涉案產品集中于賤金屬及其制品，但紡織品快速增加

根據海關HS編碼分類，2020年，對我國出口產品發起的11起反規避調查涉及紡織3起（短纖維紗線和縫紉線、合成長纖維織物、纖維織物），鋼鐵及其制品2起（成卷鋁箔、不銹鋼板材和帶材），塑料（聚四氟乙烯）、建材（陶瓷餐具和廚具）、造紙（A4復印紙）、食品（味精）、拖車車軸、測量卷尺各1起。

2008—2020年，我國出口產品遭遇的84起反規避調查涉及賤金屬及其制品31起，居首位，占36.9%；其次為化工品9起，占10.7%；機械設備則以8起居第三位，占9.5%；其中，賤金屬及制品主要涉及鋼鐵及制品（25起）、鋁及鋁制品（4起）和鉬絲（2起）。因此，鋼鐵及其制品是反規避調查的重災區（如表3所示）。

4、反規避調查仍以第三方轉口或組裝/加工規避方式為主

對我國出口產品發起的反規避調查主要涉及5種規避方式：進口方組裝/加工規避、第三方轉口或組裝/加工規避、輕微改變產品后出口規避、后期改變產品規避、重組銷售模式和銷售渠道規避。

2020年，對我國出口產品發起的11起反規避調查主要涉及第三方轉口或組裝/加工7起、輕微改變產品3起、進口方組裝/加工1起。

2008—2020年，境外對我國產品發起反規避調查主要涉及第三方轉口或組裝/加工規避方式達49起，占比58.3%，表明到第三方開展投資生產或轉口貿易是我國企業繞開懲罰性關稅措施最常用的方式，也是反規避調查主要針對的對象（如表4所示）。

此外，借助第三方轉口或加工方式，不僅會受到懲罰性關稅征收方的反規避調查，也會受到轉口或加工行為所在的第三方的嚴格監管和對非法、違規行為的打擊。

例如，2020年，越南工業貿易部“越南制造”（原產地）標準草案，規定商品標簽上必須標示產地——某一貨品若純粹為越南產地或完全在越南生產，將可標示“越南制造”；若商品經在越南最后加工階段制成，需滿足符合有關商品代碼（HS）轉換規定以及境內新增價值比率達30%以上等條件，才能標示“越南制造”。

又如，自2021年1月1日起，越南工貿部頒發的09/2020/TT—BCT號通知開始生效——從第三國過境越南向鄰國（其他國家）出口的暫進再出貨物將不能通過邊民互市點進行交易，而只能經過國際口岸和雙邊正式口岸（即越南和鄰國都設有正規報關報檢點的正式口岸）進行。

5、印度對華拖車車軸反規避調查具有典型性

隨著我國國內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等工程建設的高速發展，拖車的應用越來越廣泛,與之配套的拖車車軸的需求也隨之日益增長,拖車車軸的市場前景愈發廣闊。但是，境外對華拖車車軸貿易救濟調查也帶來了不利的影響（如表5所示）。

拖車車軸主要功能分析

拖車車軸，也被稱為車橋，通過懸架和車架（或承載式車身）相連，兩端安裝拖車車輪，主要功能是傳遞車架（或承載式車身）與車輪之間各方向作用力，對拖車的動力性、穩定性、承載能力等性能有重要影響；如果作為驅動車軸，除承載作用外，還能起到驅動、減速和差速的作用。

印度對華拖車車軸貿易救濟措施效應及應對建議

涉案產品印度海關編碼為87169010，但由于我國海關無該編碼，擬以HS87169000（掛車、半掛車及非機動車用零件）作為替代編碼進行分析（如表6所示）。

01

自2019年開始，我國HS87169000總體和對印度出口都呈現下降趨勢，特別是對印度出口數量和金額占比都呈現加速下降趨勢，表明印度對我國涉案產品的貿易救濟措施已影響到對印度的出口。

02

2017—2020年，我國HS87169000總體出口均價呈現下降趨勢，但對印度出口均價卻呈現上升趨勢，而2019—2020年我國對印度出口數量和金額都大幅下降，均表明涉案產品對印度存在傾銷的可能性以及對印度國內產業造成的損害都在逐步消除。因此，我國企業應積極準備資料進行應訴，以維護合理權益。

03

2017—2020年，我國HS87169000對印度出口均價還是顯著低于總體出口均價，表明對印度出口涉案產品質量和技術含量還有進一步改進的余地。

04

2017—2020年，我國HS87169000對越南出口數量、金額、占比持續穩定增長，而出口單價也總體保持增長，與對印度出口形成明顯反差。因此，我國應研究對越南出口的產品、貿易方式等特征，以為提升對印度出口提供借鑒。關鍵就是借助“一帶一路”倡議和RCEP協定，提升中企對印投資便利化：2016—2019年，中國對印度初創企業的投資增長12倍，從3.81億美元增長到46億美元；但在印度對中國投資發起限制后，中國對印度公司的投資從2019年上半年的12.3億美元降到2020年上半年的2.63億美元，出現斷崖式下跌；而2020年上半年中企對越南投資則達15.8億美元，占越南同期外資總額的10.1%，位居第三位。

6、結論

綜上，隨著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興起，特別是為規避懲罰性關稅措施而對外投資轉移生產基地的興起，反規避調查將可能成為我國今后將要面對的重要貿易救濟措施之一，可能進一步削弱我國企業應對懲罰性關稅措施的能力，并可能對我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產生不利影響，嚴重影響我國融入全球價值鏈、提升價值鏈附加值的進程。因此，我國政府、企業應采取加強海外投資盡職調查、做好供應鏈和原產地規劃、建立和完善反規避調查預警機制、積極應訴反規避調查等措施。

作者：查貴勇（上海海關學院）

來源：中國海關雜志